诗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诉诸形象思维，它的创作手法也常以比兴为主。当然，一首好诗总要比散文写得更加含蓄曲折，余味无穷。而从常识论，一篇说理散文，基本上总是以逻辑思维为主的，韩愈的《马说》肯定是一篇说理文，但它似寓言而实非寓言，用比喻说理却并未把所持的论点正面说穿，更没有把个人意见强加给读者。全篇几乎始终通过形象思维来描述千里马的遭遇，只摆出活生生的事实却省却了讲大道理的笔墨，这已经可以说是诗的写法了。更巧妙地是作者利用了古汉语中不可缺少的虚词（语助词、感叹词和连接词），体现出抒情诗应有的一唱三叹的滋味和意境，尽管我们读起来是一篇散文，但仔细品评，却俨然是一首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抒情诗。这种“以诗为文”的本领，始自西汉的司马迁（谁也不曾承认过司马迁是诗人），到了韩愈、柳宗元，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；至宋代的欧阳修、苏轼（尤其是欧阳修）而达到一个新的高度。这是我们研究中国文学史和学习古典散文应该注意的新课题。

　　文章的第一句是大前提：“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。”可这个命题本身就不合逻辑。因为存在决定意识，伯乐善相马的知识和经验，必须从社会上（或说自然界）存在着大量的千里马身上取得，然后逐渐总结出来的。所以过去有人就认为韩愈这句话是本末倒置，是唯心主义的。我们并不否认，从唯物主义原则来看，他这句话是错误的。但把它作为诗的语言，它却是发人深省的警句，是感慨万千的名言。因为世上有伯乐这种知识和本领的人实在太少了。于是作者紧接着在下文从正面点明主旨，一泻无余地把千里马的无限委屈倾诉出来。正由于“伯乐不常有”，不少的千里马不仅找不到一个一般水平的牧马人，而是“祇辱于奴隶人之手”，受尽了无知小人的腌气。更令人悲愤的是这些宝马竟然成双作对地一群群死于槽枥之间，其遭遇之不幸、结局之惨痛真非笔墨所能形容。当然，结果更是死不瞑目，谁也不把这些有价值的神骏称为千里马，它们的死也自然是毫无所谓的了。“不以千里称也”这句话，包含着这样的意思：连同情它们的人都没有，更谈不上对它们的死表示遗憾、惋惜和悔恨痛心了。从文章表面看，作者说得已相当透彻；而实际上这里面不知有多少辛酸痛楚还没有尽情吐露，看似奔放而其内涵则甚为丰富，其实倒是含蓄不尽的（说他写得婉约，或许读者不能接受，可作者确实没有把话说尽）。这真是抒情诗的写法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