陈瑸自踏上仕途至贵为巡抚，二十余年孑身在外，持政办事亲力亲为，平日节衣缩食，“官厨惟进瓜蔬”，俸禄都用在民生疾苦上。公元1714年冬，陈瑸调任福建巡抚入朝面圣，次日，康熙对群臣说：“朕昨日召见陈瑸，细察其举动言行，确系清官。以海滨务农之人，非世家大族，又无门生旧故，而天下之人，莫不知其清，非有实行，岂能如此！国家得此等人，实为祥瑞。”陈瑸任台湾道期间，“未尝延幕僚，案牍胥自任，仆从一、二人”(台湾苏瑛《陈瑸公传》)。机构虽精简，办事效率反而提高，将节省下来的衙门公费三万余两全部用来营造炮台，加强台湾海防。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十月，陈瑸卒于闽浙总督任上，临终时又疏请以任内所应得廉俸一万三千四百余两上交国库。陈瑸病逝后，清廷笃念贤劳，追授礼部尚书、赐国葬、谥清端等(清一代获清端者仅六人)。

人物成就

　　革新吏治

　　陈瑸初入仕途是任“素称难治”的福建古田县令。古田之难治，主要原因是蠹书蠹役太多，他们“盘踞衙门，最为民害”。

　　陈瑸所说的蠹书蠹役就是吏胥——一个特殊利益群体。所谓“吏”，即负责抄写的文秘，“胥”即捕快等跑腿办事的人员。过去有句俗话说“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”，官员都是三年一任（清代平均不足两年），吏胥却是历久而不换，甚至兄终弟及，父死子替。吏胥的职责是代替官员催征赋税、摊粮派款。这种事老实巴脚的“好人干不了”，只有社会上奸猾狡黠之徒才能胜任。他们聚集起来，“铁炼成群”，有权有势，又没有人能监督。就日夜谋划如何从百姓身上榨取更多的钱财。清朝初年，古田料理六房公务正式书办只有14名，朝廷按册发饷。后来这个群体自我膨胀，增至28名、56名。陈瑸上任时，古田吏胥竟然有158名之多。这种情况在全国极为普遍。王学泰在《吏胥之害》一文中说：“到了明清两代，吏胥成了衙门的主体，人数日增。”陈瑸在给上司的调查报告中写道：“差役下乡，分路搜索如捕大狱，宁不骚扰！况由乡至县、由县至省，儿啼妇哭，保无因饥寒困窘而颠踣于道路者乎？此其大害在民财、兼在民命。”“一正差俱带白役数人为爪牙，并轿夫随丁至十数人不等，通共有数百辈。分乡分路，四处骚扰，所过鸡豚一空”。（《古田县条陈八事》）一个外来的官面对这些长久盘踞衙门的吏，会有三种选择：其一，与之同污合流；其二，睁只眼闭只眼明哲保身；第三，站在他们的对立面。清人方俊颐说：“且有不肖守令，恃鹰犬为爪牙，倚虎狼为心旅（月），以遂其雉蚕食鲸吞之计，而济其婪脏黩货之贪”。这种情况为陈瑸所不齿。采取不闻不问的态度，也不符合陈瑸的志向和操守。如果亲眼看着百姓财命不保，儿啼妇哭，他所奉行的“儒家之学”就是假仁义，追求的“浮屠之行”就是假慈悲。他的所谓清廉自守、清贫节俭、束己利他的操守也就毫无价值。所以，陈瑸断然采取了第三种态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