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明妃曲二首》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，从描绘人物“意态”，到解剖人物心理，有渲染，有烘托，有细节描写，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。而在“用笔布置逆顺”及“章法疏密伸缩裁剪”等方面，则又是把韩愈、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。这样，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，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。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，故虽以文为诗，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，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，即其明证。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，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、读古文之法来读它，才能读懂诗。

参考资料：

1、吴孟复 等 ．宋诗鉴赏辞典 ．上海 ：上海辞书出版社 ，1987 ：230-234 ．

争议

　　郭沫若在一篇文章中说，王安石闯了诗祸。这是指王安石的《明妃曲》，今选本皆不录，不知何故。其诗曰：“明妃初嫁与胡儿，毡车百辆皆胡姬。含情欲语独无处，传语琵琶心自知。黄金捍拔春风手，弹看飞鸿劝胡酒。汉宫侍女暗垂泪，沙上行人却回首。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。可怜青冢已芜没，尚有哀弦留至今。”

　　所谓诗祸，当然是指“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”一联。此语一出，议论汹汹。或谓“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乎王安石之意”；或谓“苟心不相知，臣可叛其君，妻可弃其夫乎？”为王安石辩护的人也只好说，“汉恩自浅胡自深”的“恩”是专指男女关系，无关君臣之义。我想，王安石这里所说的恩，确是指男女关系。但不是一般的男女关系，而是从更高的角度，即从社会的角度来看问题的。也可说，此语即对前一首所提问题的答案，即男女结合应以“相知心”为准则。这思想非常近代化，有资本主义萌芽味道。不过，男女关系也要从政治上看问题，例如我们在大批判中就是这样，那情况就有所不同了。

　　还有，王安石这诗的结尾是错误的。曾经拜访过明妃的青冢，而明妃的“哀弦”却并未“留至今”（留下的是词）。

　　王安石是历史上有名的“拗相公”，这两首诗大做翻案文章，也充分表现了他“拗”的性格。一则说“意态由来画不成，当时枉死毛延寿。”替毛延寿开脱。再则说“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，人生失意无南北。”和认为昭君出塞是悲剧的唱反调。三则说“汉恩自浅胡自深，人生乐在相知心。”着重“相知”二字，这就更进一步了。既然失意无分南北，与其留在汉宫做被困长门的“阿娇”（其实对王昭君而言，假如她不是自请遣嫁匈奴，根本就没有机会见到汉元帝，连阿娇都做不成的），倒不如远嫁匈奴，得到知心夫婿了。翻案文章，做到这个地步，那已不是“昭君怨”而是“昭君乐”了。

评论

　　说来有趣，昭君出塞，是喜剧还是悲剧，历来就有两种不同的看法，唱对台戏的不仅杜甫和王安石而已。

　　昭君墓周围有很多诗碣，其中一首诗碣刻的诗是：闺阁堪垂世，明妃冠汉宫。一身归朔汉，万里靖兵戎。若以功名论，几与卫霍同。人皆悲远嫁，我独羡遭逢。纵使承恩宠，焉能保始终。至今青冢在，绝域赋秋风。“卫霍”即汉朝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，诗人把王昭君与“卫霍”相提并论，对她可说是高度赞扬了。不过诗中虽没明言，但显而易见，诗人笔下的王昭君是抱着“自我牺牲”的精神和番的。是则在昭君的“得意”（诗人“我独羡遭逢”的“得意”）中也还有怨在。

　　近人郁达夫也有一首咏王昭君的诗，命意和此诗相类。郁诗道：马上琵琶出塞吟，和戎端的爱君深。当年若贿毛延寿，哪得诗人说到今。

　　写王昭君是抱着“爱君”（汉元帝）之心，为保主上江山而去“和戎”。就命意和技巧来说，这首诗都不能算是佳作。不过这是郁达夫的“少作”，他写这首诗时，只有18岁。

　　王安石《明妃曲》在艺术上颇堪注意之处，是对王昭君形象的刻画。第一部分中描绘王昭君的美貌，不在其面容、体态上穷尽笔力，而是着重写昭君的风度、情态之美，以及这种美得感染力，并从中宣泄她内心悲苦之情。这样就写出了呼吸可闻、音容毕现的活生生古代美女形象。第二部分，着重写王昭君的内心情感。前人于此，往往以抒写昭君的哀情、怨情和渲染悲剧气氛为重点，而此诗除描写其身世可悲之外，还揭示出她对故国、亲人的挚爱之情，与推己及人的善良心肠。这样的王昭君，就不惟可悲，而且可敬。

创作背景

　　北宋时，辽国、西夏“交侵，岁币百万”。自景祐年间（1034—1038）以来，“西（夏）事尤棘”。当时的施宜生、张元之流，就因在宋不得志而投向辽、夏，为辽、夏出谋献策，造成宋的边患。诗人们借汉言宋，想到明妃。王安石的《明妃曲二首》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创作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