但这样的解析，却存在着无法自圆其说的自相矛盾处：诗人既想早日辞官，就不可能有奉召回京之欣喜，既想急于赴京上任，也就不可能有想早日辞官的想法，这二者犹如水火，是难以相容的。也有论者断言，诗人此次复出还政，可谓春风得意，大喜过望，那所谓的“明月何时照我还”的恋乡情绪，不过是虚晃一枪的矫情之词而已，是不可以认真对待的。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，骨子里说的是对皇恩的感激，是对新法实施前景的乐观描绘，是诗人内心的还朝施政喜悦的移情于景，诗的感情基调是欢快的，乐观的。

　　上述两论，是历来解读《泊船瓜洲》诗的论点中最具代表性的，但把该诗作为政治抒情诗来解读，是既不符合诗人作诗时特定的际遇和心境，也不切合诗作自身建构的艺术形象的内蕴的。《泊船瓜洲》应是一首纯粹的乡愁诗，它的感情基调应是忧郁伤感的，是毫无轻松、喜悦、乐观的色彩可言的。

　　诗人写作此诗时，已是五十五岁的老人了。几年来，围绕着新法旧法，朝廷上无休止地争论和攻讦，致使新法的推行十分艰难。因而本来就有些消极思想的王安石，在经历了两次因推行新法而罢相的坎坷遭遇之后，心力交瘁，对从政产生了强烈的厌倦感。罢官期间，他曾写下了许多描绘自然风光、抒写闲情逸趣的诗作。对于这次的朝廷以“同平章事”的重任重新起用，王安石曾两次辞官而未获准。因而他这次的上任，从心情上说，是十分勉强的。而在他上任以后，又多次请求解除宰相职务，并终于在复出后的第二年，如愿以偿地再度罢相，重又回到家乡江宁，过起了舒心适意的隐居生活。从这次短暂的复出过程可以看出，重新还朝施政并非王安石所期盼的，所热衷的，相反地他还把复出视为畏途而屡拒屡辞。显而易见，在这样的际遇心境下写作《泊船瓜洲》，也就难免不在字里行间注满忧郁、伤感、消沉的感情了，也就难免不对即将远离的家乡怀有深深的眷恋之意了，他又怎么可能会以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喻皇恩浩荡，抒发什么如愿以偿的为复出而欣喜的感情呢？ 再从诗作本身看。诗的结句“明月何时照我还”是全诗的主旨所在，它以直抒胸臆的形式为全诗定下了忧郁、伤感的感情基调，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，诗人对复出还政并无如愿以偿的喜悦，更无急不可待的热切。相反，诗人还远没有到达京城，家乡还未从视线中消失，内心里就已真诚地发出了回家乡的念头，这思乡之情还不深切真挚吗？今日明月送我而走，他日明月“何时”送我而还？仕途险恶，吉凶难测，那“何时”二字是诗人发自肺腑的一声沉重叹息，蕴含了诗人对险恶仕途的担忧，对施行新法前途的顾虑。诗意忧思深切，格调也十分苍凉，是如闻其声的一声喟然长叹，是诗人抑郁消沉心态的真实自然的流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