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这篇弹劾大院君的奏疏（《辞户曹参判兼陈所怀疏》）中，崔益铉这样痛斥大院君的失政：

　　“皇庙（指万东庙）之撤，君臣之伦斁矣；书院之罢，师生之义绝矣；鬼神出后，父子之亲紊矣；国贼伸雪，忠逆之分混矣；胡钱之用，华夷之别乱矣。惟此数三条件，打成一片，天理民彝固已荡然，而无复余存矣。加之以土木愿纳之类，相为表里，而为殃民祸国之资斧者几年于此矣，此非变先王之旧章、斁天下之彝伦而何哉？”

　　因此，他总结为“政变旧章，彝伦斁丧”8个字来抨击大院君的失政。特别是对撤废书院说：

　　“古之教者，家有塾，党有庠，州有序，国有学。今我朝之成均是古之国学也，乡校是古之州序也，书院是古之党庠也。且设院之本意，则讲学明道实为之主，而乡先生崇德报功，仍其余事也。不谋广置，惟嫌叠享，并与其已举者而加废之，存十一于千百，则深违学校之古制，大失创设之本情”。

　　崔益铉认为裁撤书院是废弃教育，埋没人才的愚民政策，影响国家的安危，他把这些错误归咎于大院君，称“任事之臣（即大院君）壅蔽聪明，操纵威福，纲目俱弛，而致有今日之痼弊也”。最关键的是，崔益铉还指出大院君和高宗属于君臣关系，大院君不应以生父名义凌驾于国王之上，因此理应恢复君臣之伦，不准大院君干预朝政。这篇奏疏虽不乏崔益铉囿于儒家君臣理论和华夷观的腐陋之见，但也处处体现他忧国忧民、不畏权贵的精神。结果高宗顺理成章的接受崔益铉的上疏，宣布自己和大院君是君臣关系，宣布“亲政”，并命令大院君离开京城，不许参与政事。大院君见此上疏，老羞成怒，指使手下官员领议政洪淳穆等人伏阙上疏，请旨杀崔益铉。但高宗在闵妃的支持下不为所动，这些亲附大院君的官员又集体辞职，企图架空政府，这正中闵妃下怀，闵妃迅速把自己的亲信安插在朝廷各部，并不准大院君进宫。大院君无计可施，只好离开京城。崔益铉的上疏竟成了使大院君十年势道一夕之间垮台的关键棋子。崔益铉也在1年多以后被赦免，并召回汉城任户曹参判。

　　流放海岛

　　高宗十年（1873年）大院君倒台后，高宗亲政，实际上是闵妃外戚集团掌握政权。闵妃集团对外政策明显比大院君时期厉行的锁国政策宽松许多。从1873年开始，以三年间的流配生活为契机，崔益铉清算了自己的官职生活，选择了忧国爱民的卫正斥邪之路。高宗十二年（1875年）日本欲打开朝鲜国门，派军舰骚扰江华岛和釜山沿海，史称“云扬号事件”。第二年1月日本以云扬号事件为借口派使臣带领7艘军舰前往江华岛，逼迫朝鲜打开国门。闵妃集团面对国内主战的呼声，最终还是向日本妥协，派申櫶、尹滋承与日本人谈判。